在1811年的英格兰，织袜工人为了反抗失业，闯入工厂砸毁机器，今天，中国的网络空间同样涌现出对老干妈的抗议。因其引入AI视觉分拣，造成大量工人下岗，掀起了“停止下架工人，我们就停止支持”的愤怒潮。将这两种现象结合并非随意，而是触及了一个长久未解的根本问题：当技术革新以牺牲部分人生活为代价时，这些被牺牲者除了愤怒还剩下什么？

常常被误解为反对技术的卢德运动，实际上并无对机器本身的恐惧，他们忧虑的是技术被利用来降低工资、边缘化专业技能及造成失业。卢德派呼吁制定最低工资、限制恶劣工作条件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转型机会。换句话说，卢德运动真正的核心不在于“厌恶机器”，而在于抵制机器背后不公的分配体系。

在老干妈事件中，公众的愤怒不仅指向AI技术的引入，更是对技术进步红利集中在企业手中，而成本则转嫁给工人和社会的现实表示不满。抵制行为就像一面镜子，重新呈现了在产业升级论调之下被掩盖的人的经济成本。

然而，卢德运动的局限性也在于，仅仅破坏一台织袜机并不能防止更多机器的出现；对老干妈的抵制同样无法阻挡AI逐步渗透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趋势。更为关键的是，抵制将根本性的制度缺陷简化为单一公司的道德问题。老干妈的自动化虽然值得追问其是否承担了安置责任，但工人失去议价能力的本质根源在于劳动保护制度缺失了相应的约束与保障机制。

如果仅仅将愤怒指向企业，而不追问工人是否得到了再就业培训、过渡保障和集体谈判渠道，那么抵制只会成为一次情绪的发泄，而无法推动体制的改善。还有一种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潮流，抵制企业是“错把怒火发泄在了错误的对象”上。这种看法表面理性，其实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卢德派从未幻想能够阻止机器的出现，他们只是希望在技术来临时，人们不被当作无足轻重的成本。

若“大势所趋”意味着工人不得不接受一切，企业则凭一则“假消息”抹去负面声浪，那么这种“理性”只不过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妥协。尽管抵制未必能改变趋势，但它至少不应让趋势成为所有不公正行为的开路先锋。因此，真正需要抵制的，不是AI或老干妈，而是那些把“效率必然带来牺牲”视作理所当然，却从不为受害者设计补救措施的体制惰性。只有当抵制从企业行为转向制度改革，新时代的卢德运动才不会沦为注定被遗忘的抗议。